我的父亲是朱彦夫，母亲是陈希永。我们家是一个普通家庭，所不同的是我有一位高度伤残的军人父亲。父亲对党对人民的忠诚、对自己的严格，母亲对乡亲们的友善，使我们耳濡目染，影响着我们的大家庭和每个家庭成员的人生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我们家共有9口人，奶奶、父母、三个姐姐、一个弟弟、一个妹妹。那时候生活困难，繁杂的家庭琐事和村里的工作，让父母年复一年地操劳奔波。他们有时也难免心焦、拌嘴，但最后还是把所有问题和矛盾一一化解，逐步形成了“团结友爱、互谅互让、助人为乐”的家风。

家庭是每位成员的避风港，再难也要敬老扶幼支撑起大家庭。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，父亲还有点伤残补助金，家中经济条件比一般的村民要稍好一点。但毕竟是9口之家，奶奶年老体弱，父亲重度伤残，家中也不宽裕，偶尔改善一下生活，炒一个鸡蛋，父母也总是先让奶奶吃，奶奶又让父亲吃，往往是两人共吃一个鸡蛋。

为了撑起这个9口之家，父亲除了亲临生产一线做好村里的工作以外，在家中也是力所能及地做家务。拖着假肢，用残臂烧水、扫地、堆柴、垫猪圈、垒墙头、晒地瓜干，后来又育树苗，家中的农活、杂活父亲都亲自去做。那时母亲身体还算健壮，但既要照顾重残父亲和奶奶的饮食起居，又要按时做好一日三餐，还经常拖儿带女去生产队劳动挣工分。令人心酸的是母亲每次生完孩子的三天以后就得下地烧水做饭。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，父母就是这样携手并肩，共度难关，用他们的心血孝敬着奶奶，滋养着我们姊妹六人一天天长大。

随着我们渐渐长大，严父慈母在日常生活中就有了更多体现。父亲给我们兄弟姐妹定了两条规矩：一是放学后必须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；二是集体的东西绝对不能沾。这两条，谁要是不小心碰了，结果只有一个：接受严肃批评。我7岁那年秋收，奶奶带我去拔猪草，队里的表姑随手掰了4个玉米棒子塞到我怀里。父亲回来看到后，火冒三丈，非让我把玉米送回去。奶奶忍不住埋怨：“孩子们跟着你沾了什么光了？”父亲的拐杖敲得当当响：“不行就是不行！咱家搞了特殊，我这个书记怎么当？”父亲经常教导我们：家里有特等残疾，但不允许有特等公民。不仅不能搞特殊，父亲还要求我们时时处处带头，村里移风易俗，父亲就拿我们兄弟姐妹“开刀”，我们兄弟姐妹6个结婚的时候全没有摆宴席、没有收一分礼钱。

父亲对我们很严苛，对乡亲们却很大方。乡亲们都说父亲不容易，心里有群众，有同情心；说母亲好行善，是个菩萨心肠。父亲每月有29元的伤残金，加上家里女孩多饭量小，粮食会有些节余，父母常常接济村民、邻居。有一次，一位村民突发心脏病，身为村支书的父亲在公路上拦车将其送往县医院，并留下20元现金，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。去年春天我陪父亲回张家泉老家的时候，正好遇到那位村民夫妇，他们叫了声大叔后便跪倒在地给父亲嗑了三个响头。

母亲的娘家是日照岚山港跟前的甜水河村，村里大多是渔民。前些年，我母亲回娘家时带回不少鱼，村民们听说母亲从娘家回来了，纷纷来我家看望母亲，临走时母亲让每人都带走一条鱼。晚上，母亲想到那些还没有鱼的村民，第二天便打发我们分头去送。眼看鱼越来越少，我们就闹着说自己没有鱼了。这时母亲和蔼地对我们说，“咱不能忘了邻居，忘了乡亲们，咱家男劳力少，他们也经常帮咱家，不能忘恩，这些东西吃了就没有了，送给他们尝尝，比我自己吃了还舒服”。“比自己吃了还舒服”，这句话至今还时常挂在我们的嘴边。

父母经常讲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，婆媳和睦、亲戚邻居融洽，生活才更幸福、更有意义。母亲和奶奶像亲娘俩，这是村里人所共知的。母亲事事替奶奶着想，想方设法照顾好奶奶的饮食起居，常常跑到奶奶的屋里干家务、拉家常，不让奶奶受难。家庭不是一汪静水，有时父母闹矛盾，母亲生怕气着父亲，就找奶奶商量，主动要求奶奶在父亲面前严厉批评母亲，结果就烟消云散了。就这样，在那个村民时常打穷仗的时代，我们家却都保持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和睦。

后来，我们慢慢长大了，成家立业了，我们这些子女也面临着处理婆媳关系的问题。每当周末或节假日，我们在父母家里聚餐时，母亲常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“你们孝敬好了公婆，就等于孝敬好了我们。”2010年正月，慈祥的母亲因积劳成疾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但有一句话仍在我们子女耳边回响，那就是“盼着人家好，自己才好。”在此，我要说，我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。

忠厚传家远，传承父母朴素的美德使我们终生受益。从小受父母的身教言传，使我们在各自工作生活中自觉传承了“忠孝、厚德、和善、诚信、勤俭”的家训。我们六个小家庭的后辈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，都继承了优良的家风，凭着他们各自的努力，有博士后、有清华大学在读研究生、有国家商务部工作人员，每个小家都和和睦睦、其乐融融。

父亲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、人民楷模、时代楷模、全国自强模范、全国道德模范等称号，我们家也被评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，这种荣耀和幸福，我和我的家人终生难忘，我们也会把忠孝友善家风一直传承下去！（本文作者朱向欣为朱彦夫女儿）